对话陆天明、陆川｜《沿途》：让读者在作品中听到中国在歌唱

陆天明的最新长篇小说《沿途》，以现实主义的有力笔触勾勒出谢平、向少文、李爽为代表的人物形象，回溯他们在大西北农场经历了磨砺与伤痛的青春岁月，追踪他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相遇崭新的时代，新旧交替中的观念碰撞，自我反思中的踏浪而行。细节饱满的小说叙事，呈现真实的历史场域，层层展开时代变迁与人生选择中人性的变化与命运走向。

小说以弱化时间轴线的结构方式，在人物的现实与回忆中穿插，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们的人生轨迹、心灵历程承载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内涵与时代命题。通过三位嘉宾的对话，展开作家陆天明为同代人书写，为理想主义者立传，为历史留下备忘录的创作心路，让读者了解两代艺术家对历史与个体的思索，对文学艺术的孜孜以求。

(资料图片)

为理想主义者刻石留迹

王雪瑛：作家的处女作往往倾心于书写自我的成长经历，比如杨沫创作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而您以自己的创作追踪当代中国深刻的历史转型，涉猎过反腐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知青题材，在完成了9部长篇小说之后，为什么最新长篇小说《沿途》又回到了写“自己”？您折返历史现场，以自身参与和见证的经历，回溯时代变迁的激流中，同代人的重新寻找自我定位，深入梳理同代人的精神历程，这部作品对您的创作生涯而言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陆天明：我的处女作同样是“写自己”，就是那部获了人民文学奖的《桑那高地的太阳》。我掏心掏肺地把自己的前半生写进了这部小说里，把自己化在了那个叫“谢平”的人物里，此后，我一直不能摆脱他。四十年后，我决心“折返历史现场”，这六个字用得何等精妙，当我写《中国三部曲》，选择男主角的名字时，我试了十多个，怎么选，脑子里都躲不开“谢平”。后来我觉悟了，这三部曲就是写我自己这代人。谢平就是我，就是“我们”。这四十年里，无论在幻景或现实中他就没离开我和我们，陪我们迈过酷似迈不过的沟沟坎坎，在夜的风中寻找黎明的爱，创造新生活的起点。小说的主人公就叫谢平，这一确定，文气就通了，小说写得下去了。几十年的风云变幻都涌到了键盘和指尖上……对于我的创作而言，这是一部“封笔之作”，“卖家底儿”的活儿。为我认定的“一代理想主义者”刻石留迹、踏铁留痕。我要把一生中只写了一部的“三部曲”，献给“理想主义者”。

王雪瑛：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说，“不要写你想写的小说，要写你能写的小说。”我想对于您来说，长篇新作《沿途》是想写的小说，也是能写的小说。您用了6年时间来创作《沿途》，请说说创作过程中，您觉得写作难度在哪里？自己感到最满意的是什么？为什么将小说定名为《沿途》？

陆天明：确定一个好书名总是十分犯难的事。有的一涌而出，比如《大雪无痕》《苍天在上》那是脱口而出，睁眼就是。《幸存者》，是写完了才一下涌出的。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继续求索吧，接下来自然而然地就是《沿途》了，也是别无他选，水到渠成的事。

写作的难度，可想而知，以一已之力为一代人立传。而且这是活着的当代人，我的同代人，深了不是，浅了不是。完全写真了是行不通的，掺假了更不行。所以我创作这部小说花了六年时间。写小说，哪有百分之百客观准确的，我要求自己尽可能别感情用事，别偏颇，因为我是在写同代人。但一不留神，情绪就上来了，就会冲动，就会大水漫灌。而要一个作家为自己一代人立传时，始终保持不冲动，像物理学家在实验室做实验一样地冷静谨慎，真的是太难了。所以，我时不时要用一些“哲理的思索”插入文学的叙述中，也是为了让自己保持一点冷静，在感性的讲述中，引入一点理性的分析，来中和平静自己。

王雪瑛：小说以谢平、向少文、李爽等理想主义者的人生经历为主线，以深入的思索和饱满的情感描绘出他们曾经历史转折的风雨激荡，直面改革开放的时代，书写了他们的思索与选择、追求与奋斗，为历史留下一份珍贵的备忘录。您将自己的人生经历融汇于主要人物的塑造中，请说说对这3个人物的塑造，为同代人留下在历史中探寻前行的身影，写出人物随着社会转型，时代发展，人生境遇的变化而不断自我调整、自我审视的过程，是不是写作中相遇的难点和挑战？

陆天明：这一代人最典型的生存特征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变。我们经历了人生的巨变，可以说当年中国之巨变最集中最典型地体现在我们这代人的生命历程中。要变是历史必由之路，是必要的，也是需要的。这一代人成了新时代的建设者，后来又成了中国年轻人的父母、爷爷奶奶。他们怎么在这百年之巨大变局中重新塑造自己的人生，也成了共和国当代史上一笔不容抹煞的精神资源和可资讯的“参照物”。对于总把聚集点对准人性的文学来说是绝佳的一个“演艺场”。思来想去，还是我们自己动手来描上一笔吧。这就是“面对历史和未来，我想用一片真心唤取真诚。”

做个神州苍龙的守望者

王雪瑛：谢平有个笔名叫半度人。小说中人物之间有这样推心置腹的对话：“我们都不完美……都是半度人。”什么是半度人？引人思索，这是一个敞开的概念，您在小说中提出“半度人”的概念，是在探究个体的人格，认识复杂的人性，写出人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让我感受到一种将感性的生活片段，提升出哲学意蕴的能力，在小说创作中，您很注重对生活现象的哲学思考。

陆天明：《沿途》中的“半度人”，《幸存者》中我“发明”的“群体飘移”，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我们在变，我们不得不变。我们朝着各自选择的精神指向坚定地变去，我们随时代而动。有的弄潮在先，也有的只是随大流在盲动。因为人的变化，中国变得生动和朝气蓬勃。我们进入了新时代。但要清醒地看到，我们的“人的变”还在“途中”，可能还很难说我们已经完成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自我完善。我们还在探索与调整、自我革新与自我扬弃。我无法准确地定义人的这种自我进化的阶段性，所以就称之为“半度人”。

谢平他们目前还是“半度人”。他们还会在“半度人”这种处境中活上一阵子。好在，他们没有，也不想停下自我完善的努力。也许人生的真正乐趣还就在与自己的“半度”相知、相交、相伴、相克、相斗之中，搞懂自己为什么要活着。怎么才能“较好”地活着。

王雪瑛：生活还是让谢平、向少文真切地感到自己在变。小说追索着人物穿越时代变革的浪潮，在不同人生际遇中的选择，如何顺势而变，又如何坚守不变；变与不变，也是您在小说中探究人性的重要途径。在亲历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回望自己40多年的创作历程，您如何看自己的创新求变与坚守不变？

陆天明：说到文学创作的中变与不变，创新和坚守，我实事求是地说，只想找到适合我陆天明走的文学之路，从自己心中涌出的文字才能构筑起真正的文学殿堂。我真正写作开始于那个狂飚时代，我花了十年时间寻找文学的自我。那阶段我写了被认为是纯文学作品的《泥日》《桑那高地的太阳》和《木凸》等长篇。让那些认为陆天明再写不出新东西来的朋友着实吃了一惊。我也自认为找到了文学中的自己。起码我终于学会了用心去发声，写我想写的，《泥日》，我整整写了三年。当时我想得最多的还是“我想写什么”和“我能写什么”。后来我发现自己还是原来的那个“陆天明”，青少年时期被强烈灌溉进去的“关心国家大事”，“民族大义”“以天下为重”等思想自动复活。当现实中中的中国重新扑面而来，我按捺不住了，我能为当下的中国做些什么呢？我始终认为作家靠作品说话。作家的作品有没有人来作评固然重要，但我坚信只有历史和人民才是作家和作品的终评者，盖棺论定者。从那时起我就给自己定了一条座右铭：“只为苍生说人话。”这一阶段十年间，我陆续写了《苍天在上》《大雪无痕》《高纬度战栗》《省委书记》《命运》等长篇和一部表现农民下决心改变自己命运的电影《走出地平线》。并把其中的小说一一都转换成了最通俗最能传输到千家万户去的电视剧。我在另一个层面和高度上回归了我青年时代的初心：“和人民一起，把中国变得更好。”我战斗了，我欣慰。做一个“麦田守望者”固然浪漫，但为什么不能同时做个神州苍龙的守望者呢？

王雪瑛：您在创作谈中自述：“我用六年写了这三部曲之二的《沿途》。而这部“传”还不算完，应该也必须还有之三。”在完成《幸存者》《沿途》之后，您正在酝酿三部曲之三吧，将以历史的纵深，直面当下发展、开阔的时代，丰富、复杂的生活？

陆天明：社会在发展和变化，不变不会生成万紫千红大好世界，不变也不会有萧杀寒冬以待来年的期望。我想无论怎么变，在种种艰难的扬弃中，我们还会去坚守那条“回归”之路，认清初心何在。在第三部中我会用较大的篇幅去写谢平他们的艰难自我回归。

王雪瑛：您将叙述能量围绕着人物的塑造而展开，小说起始的枪声与尾声中人物命运的揭示，让叙事在深入探究人性的过程中，不缺乏悬念的牵引。《沿途》不仅呈现深入地自我审视，也注重与读者的对话。短视频的流行，让我们的阅读“提速”，保持小说对读者的吸引力，文学人物与读者对话的能力，这是当代作家面临的课题，这是否也是您思索与实践的课题？

陆天明：为了实现自己写作的初衷，我要求自己写得好看好读。这是几十来我一贯的文学主张：一定要既有自己独到的行文叙事的风格，又要贴近大众的阅读审美需要；既要有深刻的内含，又要尽可能体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魅力，还希望尽自己的能耐，为现实主义创作探索一些新的形式和方式。写作要有激情、要真实、要真诚。真正的作家要以飞蛾扑火以求一逞之心去写好每一部作品，使它们成为真文学。在我每部作品的文字中都剖得出血，我要让亲爱的读者朋友在我的作品中能听到中国在歌唱。

《沿途》是父亲对同代人做终极探索

王雪瑛：《沿途》是一部内蕴丰厚的小说，呈现了在时代的演进中，个人命运的起伏，在不同人生际遇中，人物对自我的探寻与反思，小说写到了“70后”一代“在场”和“不在场”的两种历史。小说中您最关注的人物是谁？是谢平吗？相对他以前的作品，《沿途》有什么新的特点？

陆川：在《沿途》中看到谢平的名字，给我强烈的代入感。因为谢平也是他的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的男主。那是他早期的作品，也是他小说中我最喜欢的几部之一。因此我明白了他在写什么，他想做什么。父亲是用这一系列小说对同代人做一次终极探索。毫无疑问，谢平就是他自己。从《桑那高地的太阳》那个特殊年代，独自在荒原上面对独狼的上海知青，到《沿途》中更为沧桑成熟的谢平，父亲在用小说完成对自己一生的回溯与记录。当然这不是自传文学，但是有他灵魂和人生深厚的烙印。我非常期待父亲这次对严肃文学的终极回归。

王雪瑛：双雪涛坦陈他的写作“有一个向上回游的过程”，表现为对父辈的强烈“求知欲望”。在人生成长的不同阶段，您对父亲的理解有什么不同吗？您曾说：“他的书我都读过，我非常认真地读。”吸引您认真读完的是什么？

陆川：父亲的小说，必须读完啊。其实我是通过阅读他的作品来了解他的内心和灵魂，这或许是最大的动力。在新疆的那段童年生活中，我似乎不能清晰地记忆起父亲的面庞，但是能感受到他的喜悦和力量。回到北京生活的日子里，他总是沉默地坐在书桌前，一坐一天，从早上坐到晚上，晚饭后继续。他的背影如同一座险峻的高山。我不知道他在写什么，直到有一天我翻看文学期刊《当代》的时候，赫然发现有“陆天明”的小说。我很难把文学期刊上的名字和不苟言笑的他联系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感受到自己内心的震惊和窃喜，父亲在我眼中是伟岸的。

他对自己极度苛刻，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他影响了我，塑造了我。他对我的影响会持续终生。我无法做到像他这样极致地面对自己的生命，但是他对文学献祭般的狂热已经完整注入我的灵魂，我的电影不说谎，是我对自己，也是对他的承诺。

王雪瑛：如果您可以选择，最想改编拍摄的是他的哪一部长篇小说？

陆川：我希望可以改编《桑那高地的太阳》《泥日》这几部作品。尤其是《泥日》。我非常想推荐朋友们去看一看《泥日》，震撼！在他众多作品中我最看重这一部，这是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中国式的《百年孤独》。每次再读，我都会又一次重新认识了陆天明，我这个老爹。《泥日》代表了他的艺术成就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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