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面临的问题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不足，而社会方面的市场化过度。人们所说的“权贵经济”就是市场化不足的其中一个主要障碍。这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领域。

(资料图片)

国有企业已经被变相地“私有化”

大型国企逐渐成为了既享受某种垄断地位，又有独立行动能力，还能够调动强大政治、经济资源的利益个体。在缺失有效的公司治理改革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实际上被国家“代理人”层层掌控。在国家层次上，垄断央企很大程度脱离了国家的有效监督和管制。国有企业的作为本来应当和公共利益相一致，但现在的国有企业并不代表公共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相反，在很多方面，公共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背道而驰。在很大程度上，国有企业已经被变相地“私有化”，即国有企业的代理人运作国有企业，仅仅是为了其私人的利益，并且是以国家利益名义来追求私人利益的。

国有企业劳动生产力低下，其积累财富依靠的一是行政垄断，二是利用国家权力和财力优势，向其他部门和领域扩张，造成了今天财富从民间转移到国家（国富民穷）、从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富者愈富和穷者愈穷）、从地方到中央（地方穷和中央富）的局面。

目前国有企业开放的局面非常不合理，国有企业的大门向国际投资公司敞开，但不容许或者限制中国民间资本的进入。这就相当于国际公司也在利用中国的国家权力，来获取在中国的利益，却牺牲了中国本身的利益。

分配不公的问题

首先是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发展不均衡。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是达到收入分配公平的最有效的方法，但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尤其是私营部门，一直被国家的政策和法规所歧视。国家各方面的优势资源和扶持政策，大多流向大型国有企业。例如这次对付金融危机的4万亿元人民币，大多就流向了央企和地方政府，并没有惠及中小企业。

其次，国有部门的灰色收入过多。国有企业犹如独立王国，很多国有企业尽管名义上是国有的，享受国家赋予的行政垄断和融资优势，但企业老总具有高度的自由来支配国企收入。即使是在平均收入较高的大型垄断国企内部，管理人员的高薪高福利，和一线工人的低薪低福利也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样一方面造成整个社会的分配不均，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大型国有企业本身的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劳动者劳动所得过少。政府亲商有余，亲民不足。尤其是为GDP增长服务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过度压低各种资源价格。许多地方政府和资本的关系过于紧密，往往总是站在资方一边，拼命压低劳动者工资和福利水平，而对保护普通劳动者的尊严和合法利益则置若罔闻。这样做从短期看似乎帮助企业，但从长远看则是害了企业，因为企业可以充分压低劳动成本，而没有动力来提高技术和劳动生产力，结果政府实际上帮助企业维持在低技术水平。珠江三角洲在这方面可说是典型，30年前使用低技术的农民工，30年后仍然如此，劳动者收入提高远远落后于GDP产值。因为没有技术的进步，今天珠三角已经感到力不从心，后继无力，不可持续。

中国目前的税制很大程度上还是递减（regressive）而不是递增的（progressive）。增值税和营业税作为现在的主税，对于调节收入作用有限。而对于直接税而言，现在的局面是，针对普通劳动者的“个人收入税”起征点过低，而对富人的税收，例如各种财富和财产税，不是尚未建立，就是收不上来。这就造成了富人消费过度，而穷人消费不足的情况。比起收入的不平等，中国财富集中的程度更是已经超越美国。民间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私人资本的投资领域又很有限，于是形成了私人投资盲流，大肆操作房地产，或者任何一种可以操作的基本日常消费品，破坏市场秩序。

征税本来是政府的事情，但很多地方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欺压民间投资者，甚至不惜使用种种不法手段来谋取私利。税收的“私人化”不仅影响了国家的税收，而且也遏制着民营企业的发展。

经济领域市场化不够 社会领域过分市场化

在GDP主义思想指导下，各级政府长期以来不分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造成了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因为遇到了国有企业强大的行政和政治力量的抵制，西方式的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没有能够攻克经济领域，但在社会领域则大行其道，住房、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等领域，没有不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这些社会领域本来应当得到政府财力的大力投入和各种法规和政策的保护，但现在却落入过度市场化的陷阱。政府不仅没有担负起保护社会的责任，反而把GDP主义引入这些领域，使得这些领域成为中国经济的少数几个“暴富领域”。社会领域市场化的这十几年，中国社会从根基遭到破坏，派生出无穷无尽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